ribbon dream

　　陸步軒，1965年出生於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，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係。2003年，因在西安街頭賣肉的事被媒體曝出，被稱為“北大屠夫”。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
　　陸步軒看起來一點也不“北大”。年過五十，他有點駝背，皮膚黝黑，任由發根一截截發白。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塊錢的煙，一邊抽一邊咳嗽，一笑露出被煙和茶染出褐色的門牙。
　　“我這個人就是窮命。”陸步軒說。盡管有“北大”和“商人”兩個頭銜加持，他仍然習慣把農村出身掛在嘴邊。
　　未名湖邊，“北大”曾是他改變命運的全部指望；豬肉攤上，“北大”又變成他羞於啟齒的心頭重壓。
　　“好幾年我都覺得讀書沒有用。”陸步軒一度收起書報，拎著酒瓶走進賭場；直到2003年“北大才子西安賣肉”的新聞引起轟動，他進入體製，工作12年後辭去公職，如今遠赴廣東重操豬肉生意。
　　“北大畢業還不是照樣賣豬肉？”這句話曾經是他心頭的一根刺，現在他開始反駁，“北大畢業賣豬肉都能賣成連鎖店。”
　　他用了快三十年與“北大”和解。陸步軒說現在他想明白了，讀書不一定改變命運，但是讀書能改變思維。
　　跳出農門
　　1985年，我以531分，陝西省第十四、長安縣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。
　　我家在陝西省長安縣（現西安市長安區）東部農村，家裏幾代務農。我母親在我剛上學的時候就意外去世了，我父親字都認不得幾個甲醛。
　　我九歲才上小學，腦瓜發育比較成熟了，學什麽都不覺得吃力，基礎打得牢靠，從小學習就很好。
　　那時候從來沒想過人生理想這些問題，上學只有一個目的“跳出農門”。
　　農村太窮了，我小時候一天只有兩頓飯，早上一頓玉米粥，中午玉米粥下面條，晚上沒吃的生扛過去。我初中離家遠，住在學校，每個星期回家拿一次饅頭，每次都要焙幹、曬幹，到學校泡著稀飯或者開水充饑。黴變饅頭吃多了，到現在我都不愛吃饅頭。
　　我姐參加過一次高考，沒考上，差得遠。全家都盼著我能考上，那會兒都是統招統分，大學畢業就是吃國家飯的公家人。
　　第一年高考成績出來，我考上了西安師專。我把錄取通知書撕了。我有個親戚在國防科技大學讀書，他父親總跟我父親炫耀，我心裏不服，堅決要考更好的學校。
　　其實我壓力很大，成敗在此一搏的感覺。我全靠自學，一年的時間生物鍾都是亂的，沒有白天黑夜的概念，困得不行了就眯一會兒，睜開眼就學習。夏天蚊子成災，農村沒有蚊香，靠點蒿草驅趕，又嗆又熱，就那樣還在看書。
　　1985年8月28日，我第一次遠行。親戚朋友送我到村口，揮手告別。我往前走了好久，猛一回頭，父親攙著奶奶，還在身後。至今想起那情景，還曆曆在目。
　　天之驕子
　　“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”北大報到第二天，我趕緊到天安門廣場拍了張照片，連同平安家書一起捎回家。北京可真大，高樓大廈我見都沒見過。
　　我們班21個人，全是各地狀元。來自城市的同學無論是視野、知識面都比我們農村孩子廣闊得多，我的那點驕傲很快變成自卑。
　　我記得很清楚，剛開學不久宿舍同學夜聊，聊的是哲學。我根本沒接觸過，趕緊跑到圖書館借了一本《通俗哲學》。
　　因為成長環境的原因，我的性格內向倔強。我加入不了同學的話題，就拚命補課，聽別人說什麽，趕緊去學。
　　上了四年學，我是很老實的人，三點一線，宿舍、飯堂、教室。北大的教學環境很寬鬆，不會每節課查考勤，同學們一般派我做代表去上課，我寫字又快又清楚，我的課堂筆記是考試神器。
　　北大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講座，都是各個行業取得一定成績的人來主講。我特別喜歡聽講座，對開闊眼界和個人成長的意義比專業課還要大。
　　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活躍，人心純樸、充滿希望。我在大學讀了很多書，什麽類型的書都看，看完和同學們討論，激情滿懷、意氣風發。
　　我們宿舍六個人，來自不同的班級。宿舍經常聚好多人，下棋、喝酒。那時候我們是天之驕子，我們覺得文科生能改造社會。
　　四年很快就過去了，我沒能留在北京，一切仿佛做了一場夢，醒來還在原點。
　　“人往高處走，水往低處流。”我一直羞於提及這段曆史。四年前，我從農村娃變成北大學子，畢業分配時的一次錯位，又把我打回原形。北大終於沒能成為我改變命運的那根稻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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